张晓洁(音译)坐在一尘不染的公寓里，看着楼下匆匆而过的人群说道：“我喜欢这里。”在一处建筑工地里，农民工在巨型圆锯周围背着一袋袋的水泥粉和水泥块。年轻职员们拥坐在一家本地餐馆里用餐。年轻的小张是从事IT行业，也是上百万从农村漂泊到重庆工作中的农民工中的一员。重庆是中国西南部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她的公寓在一个高楼林立的街区，平均每幢楼高达30层，都由政府建造和经营。她环顾四周，微笑着说：“这里住着很舒服，政府做的非常好。”

重庆是中国政府进行最为宏大的社会改革的试点城市。这些改革目的是为了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确保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社会变更不会导致长期的社会不公，或是社会动乱。中国有2.5亿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为历史之最。其中数百万人只能住在员工宿舍，甚至需要和别人挤在同一张床上。大多数人没有和雇主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也不能享受到城市的一些公共服务，例如教育补助和医疗保险。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国政府希望这些农民工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除了在工厂里辛苦劳作外，更想他们成为中产阶级的一份子，拉动新内需。因此中国政府正在想办法改变农民工的命运。

过去几年里，重庆市政府所做的努力远比其它地方要多。尽管重庆仅是一个直辖市，但面积和苏格兰一样大。大约有1200万居民住在农村，另外还有1800万人住在城市中心以及周边城镇。因为外来人口的快速流动(如图所示)，中国其它地方的城市人口快速增加。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重庆市政府在9年前向中央政府建议，允许在重庆采取一些新措施来处理外来人口，妥善利用他们留在农村的耕地。重庆在政治级别上与北京和上海相同，这也为重庆说服中央政府助了一臂之力。

在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的领导下，重庆市政府倡导所谓的“重庆模式”。主要包括三个措施，第一，重庆市政府称，将会在2010年至2020年的10年间建造面积达4000万平方米的住房，供城市经济困难人群(包括进城务工人群)租赁居住。月收入1500元以下的人群才有资格租用。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在中国其他地区，当地政府都不愿意将财政用在为外来务工提供住房保障上。重庆市政府规定公租房的租金约为同等私人租房费用的60%，同时允许租客在租用五年后购买房子。

其次，重庆市政府称让1000万农民工获得城镇户口，这就意味着他们能够享受到国家补贴的城市医疗保险和教育津贴(通常来说，只有拥有当地户口的人才能够享受这些服务，而户口一般随父方或母方确定)。最后，重庆市政府宣布变更城市规划系统，将农民进城务工后留下的田地出售，用作建设新的住房和办公楼。重庆市政府的措施可以说是突破性尝试，因为中国官方一直以来不同意出售农民的土地。

重庆市政府采取的改革规模巨大，方向统一。它希望通过提供住房吸引农民工，扩大城市劳动力；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促进社会稳定；通过引进土地市场，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提供资金。若这些改革措施奏效的话，将会为重庆带来一系列的好处，例如减少农耕地的损失，改变城市居民长久以来对于农民的偏见，激发经济活力以及拉动城市消费等。

破除障碍

在改革方案中，允许买卖农村用地且价格由市场决定。这一做法既有前瞻性，也引起了各方争议。在中国，城市的产权交易市场已然自由化；但在农村，农民无权出售他们的房子和耕地。想要推翻毛泽东时期“农村财产集体所有”这一神圣理念的做法可以说是大忌。

这样的做法会产生很多问题。人们离开农村到城里务工后，农村的房子往往是空置的。因此，重庆的改革措施允许偏远乡村的住房用地改作农业用地，同时在城镇附近划出相应面积的农耕用地用作城市扩张，目的是加快城镇化进程，降低可耕地流失的速度。(实现全国粮食自给自足是中国政府一直坚持的一个目标。)

这次改革的目的是要给偏远地区的农民以特殊照顾，因为他们很难能农业土地的拨款中获益，而这些拨款通常给郊区的。因建设需要强行征用农业用地的行为有时显得异常粗暴，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只会受到极少的赔偿，甚至得不到赔偿。重庆市政府旨在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体制。有意愿向村委出让土地权的农民会获得一张“地票”。如果开发商想在10公顷的农业用地上开发一个项目，那么他就需要购买价值10公顷的地票。开发商所购地票的原持有农民不需要在这个地方有一块地，同时农民可以获得地票售价的85%，剩下的归村委行政所有。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种新的市场形式让重庆土地所有权的交易面积从2008年的0公顷上升到2011年的3500多公顷。2011年后，年平均交易面积维持在1300公顷左右，价值约40亿元。村民们对这种交易市场反应热烈。武隆县离市中心有3小时车程，这里负责地票交易的办事处正因农民递交的土地出让申请表忙得不可开交。

重庆的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受廉价住房、医疗、教育等条件的吸引来到城市，为重庆快速发展的汽车工业、电脑制造业(重庆市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地)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这些工厂所提供的工资待遇相当不错，这对于很多农民来说无疑是种吸引力。而重庆的经济势头比很多内陆城市都要好，过去五年里，重庆的GDP增长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3个百分点。

改革还有助于减少社会动荡的爆发。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称，重庆去年发生了42起劳资抗议示威活动，而深圳这座人口仅有重庆一半人口的海边城市则发生了121起。中国普遍存在一种现象，一旦外来人口获得更多的权益，许多持有城市户口的人就会担心原本就吃紧的公共服务会因此变得捉襟见肘。可是，重庆市政府如今已经能够成功安抚这一部分人群。

不过，重庆市政府并未完成当初许下的承诺。迄今为止，建成的公共住房大约只有1500万平方米(如上表所示)，仅达到应完成进度的一半。巨额成本是一个问题。四川外国语大学杨继瑞教授表示，目前为止，重庆市政府投入了500亿元用于建设公共住房，预计还需再投入500亿才能完成预期目标。他表示，政府要想完成这一目标，就需要鼓励民营开发商进行承建，同时补贴贫困租户的租金。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显示，如果要为有权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农民工提供教育、医疗以及其他公共服务，重庆市政府总共需要在每个农民工身上花费10万元。这也就意味着每增加100万农民工，政府就需要多投入1000亿元。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农民工即便去了城市，依然对农村土地有着很强烈的归属感。因为法律规定，农民享有农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大多数农民会小心翼翼地守着这一权利，把这当做一种保险措施，想着如果在城市生存不下去还可以回到农村。因此，许多农民工不愿申请城镇户口，他们担心如此一来便会失去这些权利。

正因如此，重庆的城镇户口分布远少于预期的100万人口目标，当然重庆市政府在此无可责备。自2010年以来，总共约有400万农民工选择加入城市户口。他们中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在城市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同时又没有打算将农村当做落难之所。有些人还想同时持有这两种户口。武隆县一位60岁的农民杨贤路(音)称，他本来可以获得城市户口，但是他没有接受。而他的儿媳妇和在城市工作的孙子都申请变更为城市户口，如果他们申请成功就两全其美了。

为了消除农民工对于变更为城市户口的恐惧，重庆市政府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对于申请变更的农民，政府会给予3年的考虑期限，在此期间农民可以撤销申请。同时，政府也允许更换为城市户口的人群保留他们的农用地使用权，如此一来鱼与熊掌便可兼得。2015年9月，重庆市政府做出更大让步，允许农村户口持有者享受大部分城镇社会公共服务。这个举措大大缩小了城乡居民间的现实差距。

同样地，“地票”制度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些官员曾寄希望于将其发展为农村用地交易的自由市场。他们认为，如果地票市场能够小规模取得成功，那么买卖集体用地的阻力也会有所克服。但是，事实是，尽管重庆市政府决策正确，改革的措施却依然没有得到实现，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官员对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仍然心有疑虑。他们依然担心如果允许农民自由交易土地使用权，则会有大量的农民卖掉农村土地来到城市，那么一旦不能在城市生存他们将没有退路。

近来，中央政府给了重庆市政府的改革措施一个迟到的鼓励。财政部长罗继伟在1月表示，其他地方也可以试行地票交易制度。习近平主席也于1月份到访重庆，这是重庆实施改革措施以来国家主席的第一次到访，这一举动被解读为对重庆市政府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认可。不过，两位领导人都没有明确表示全力支持重庆的改革措施。习近平可能担心，如果他高调支持这些措施，本来就重负不堪的各地财政会雪上加霜，同时会引起更多不可控的社会力量。习近平在作出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改变时，还是会反复斟酌的。

城镇化概念股：海螺水泥、金洲管道、伟星新材、尚荣医疗、铁汉生态、桑德环境、东方园林、渝开发、津滨发展、延华智能、达实智能、达刚路机、普邦园林、碧水源、云南城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