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央行、财政部、国资委、银监会官员对“债转股”和降杠杆的亮点和难点进行详细解读。
新一轮债转股有何亮点？
“债转股”并非新鲜事，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曾实施过。当时债转股主要是政策性的，即转股企业、转股的债权以及实施机构主要由政府确定，债转股涉及的资金也由政府从多个渠道筹集。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指出，与上一次不同，本轮债转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企业转股的债权、转股的价格、实施机构不由政府确定，而由市场主体自主协商确定；债转股的资金筹措也以市场化方式筹措为主，各相关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享收益。

根据文件，在债转股过程中，政府不承担损失的兜底责任；不能干预具体事务；不能确定具体转股企业，搞“拉郎配”；不得强行要求银行开展债转股；不得指定转股债权；不得干预债转股定价和条件设定；不得妨碍转股股东行使股东权利；不得干预债转股企业日常经营。
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府不能强制，不能兜底。是不是要债转股，怎么转，由市场主体说了算。
政府在市场化债转股中所能做的，就是制定规则，完善政策，依法监督，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做好职工合法权益保护等社会保障兜底工作，确保债转股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平稳有序推进。
谁能实施债转股？
连维良指出，为有效防范道德风险，不影响市场出清，已失去生存发展前景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有恶意逃废债行为的企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不明晰的企业、有可能助长过剩产能扩张和增加库存的企业将严禁实施债转股。
至于哪些企业能够实施债转股，“首先肯定是针对遇到困难的高负债企业”，连维良称，但这些企业必须“发展前景好、产业方向好、信用状况好”。

具体而言，因行业周期性波动导致困难但仍有望逆转的企业；因高负债而财务负担过重的成长型企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成长型企业；高负债居于产能过剩行业前列的关键性企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企业，将被重点鼓励实施债转股。
连维良强调，所谓企业“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只是明确债转股的政策边界，而非政府直接选定企业，具体债转股对象企业将由市场主体按照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和上述指导性原则，自主协商确定。
如何防范风险？
连维良表示，道德风险是债转股过程中需着力防范的首要风险。为避免成为债权人的“免费午餐”，债转股将由各相关市场主体自主决策，风险自担，收益自享。如果形成损失，“政府不承担损失的兜底责任。”
此外，连维良指出，政府不强制企业、银行和实施机构，不强制某一个特定的债权必须实施债转股。“具体是不是要债转股，就是要市场主体自己说了算，特别是要经得债权人的同意。”
他并表示，要贯彻股权先于债权吸收损失的原则，如果债转股过程中确认有资产损失，相应代价“必须由原股东先担责”。
此外，官方还将强化监管、强化信用约束、强化追责，对债转股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监管，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对债转股涉及的企业、实施机构的法人代表、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建立信用记录，对出现严重失信的行为实施失信联合惩戒；强化问责，从严处罚恶意逃废债，欺诈串谋等违法违规行为。

连维良表示，通过不兜底、不强制、不免责和强化监管、信用约束和追责，将最大限度避免道德风险发生。
除道德风险外，债转股之后股东权益落实不到位，以及杠杆率降后复升的风险，也需引起重视。
对此，《意见》特别强调，债转股之后要与企业改组改制紧密结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债转股之后股东的合法权益。此外，企业要强化自我约束，避免债转股之后再重新大幅度举债，造成杠杆率再度攀升。
货币和财政政策怎样配合？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称，为积极稳妥降低杠杆率，货币政策应该做到松紧适度。如果过度宽松，会造成全社会债务规模在高位继续攀升，降杠杆很难实现；如果过紧，可能使经济增长滑出合理区间。
“为给降杠杆营造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货币政策将继续坚持稳健的基本趋向，保持灵活适度，适时预调微调。”范一飞说。
他表示，在降杠杆过程中，存量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可能会相应减少。不过，如果把债务清理、债转股部分还原考虑，货币供应量增速、信贷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可以保持基本不变。

债转股概念股：海德股份、陕国投A、浙江东方、长航凤凰、东兴证券、中科金财、中钢国际、鲁银投资、天津普林、信达地产、重庆水务、闽东电力、世联行、风范股份、安信信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