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4年里根总统竞选以来，每次选举现场都会在音乐的渲染下，弥漫出或多或少的紧张氛围。事实上，里根当时误用《出生在美国》（Born in the USA）这首歌是首次导致混乱局面的上演，而这一事件确实让人难忘。但是，可能就像Raymond Kurzweil解释的，并不是说乱用音乐这件事有多糟糕，而是我们披露这件事本身其实是好迹象。

无论如何，现在每天还是会有艺人恳请/要求政治家，不要再用他们的歌曲，而媒体也似乎比以往更加专注于披露这一现象。最近，甚至连新英格兰有线新闻台（NECN）也讨论了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上使用音乐的事件——当然只是稍稍提及，John Oliver在他的每周节目中大量谈及了这个话题，甚至还作了一首歌，由Josh Groban，Usher，Sheryl Crowe和其他艺人共同演唱，来表达他们对这一问题的不满。

针对政治家是否能使用艺人歌曲这件事：简单说来，如果这些艺人是作曲人，并且隶属于表演权组织（PRO），比如ASCAP， SESAC或者BMI等，而且这些活动举办的场所已经购买了一揽子许可权（blanket license），来公开表演这些组织名录中的歌曲，那么候选人就有权用这些歌。

现在越来越多艺人跳出来声称他们没有授权特朗普用他们的歌，对此George Howard对这些艺人所有与没有的权利进行了解释，并且提出了一个区块链技术解决方案来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

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作品创作者可以（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Moral Rights），而美国没有这个概念。对此，哈佛法学院的Betsy Rosenblatt将其简单的总结为：

“作者控制其作品最终命运的能力。作者享有“精神权利”来控制其作品。因此精神权利存在于作者与其创作中间，能够保护创作者作品的人身价值与名誉价值，而非单纯的金钱价值。”

按道理，美国的作者是可以依靠权利提出“虚假代言”的说法，来制止他人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使用其作品的。但是这个办法既耗时间又费钱，而且还没有绝对把握能胜诉。

所以说，目前是没有实际的法律机制，来帮助艺术家制止他人使用其作品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并非法律问题，而是系统问题。

举个例子，Queen乐队之所以没有从其隶属的PRO组织中撤出他们的歌，而因此让候选人或活动场地直接获取作品使用许可，是因为，如果他们撤掉了歌，那也就阻断了生财之路，而这种程度的歌曲使用他们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毫无疑问的是，克利夫兰的速贷球馆，也就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大会召开的场馆，已经获取了PRO的一揽子许可权。而且，大会结束后，其他在这个场馆举办的活动——可能是体育赛事，可能也会使用诸如《We Are the Champions》或者《We Will Rock You》这些歌（体育赛事中常用），而Queen乐队中写了这首歌的成员，最终会收到在公开场合播放歌曲的补偿费，金额按PRO从一揽子许可权中收取分配的某一百分点来定（这一点当然也就意味着他们最终会从特朗普那里收到钱）。

问题是，Queen和其他大多数艺术家一样，都无法选择他们的歌曲该在哪里、什么时候、以何种形式进行公开放送。这个问题也强调了，我们必须积极地从“模式化”系统，转换到“测量”系统。这个“从模式化向测量过渡”的短语是由我的朋友，Intel的Kelly Olson提出的，用来简单概述这个问题。

请设想：几十年来，你曾经的用电量是“模式化的”（有的人现在依旧如此），也就是说，偶尔能源公司会派人来读仪表数，然后再根据这些周期数据，为未来几个月设定（预估）一份模式化账单以防他们没上门读取，因为要他们每个月都来读数在技术和成本上都不太可行（也就是说从测量上来说就很难）。

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能源公司已经能够从大致的模式化方案，转变成具体的测量方案，来了解您明确的用电情况。

当然，在各场馆播放的歌曲——尤其是之前录制好的歌曲——就可以很简单的完成测量，而非仍旧固执于模式化操作。比如，像音乐雷达（Shazam）这样的收听设备就能够用来实时抓取所播歌曲。

通过这个方法，艺术家就可以精确获悉其作品使用的时间与场合了。这样一来，不仅艺术家们可以获得准确信息，场馆也能正好的分配成本。

换句话说，目前场馆必须支付一揽子许可费用来公开播送PRO名录中的歌曲。当然，他们有时只播放名录中歌曲的一部分，即使他们付的费用涵盖了所有歌曲的使用权。但是，如果他们可以只选择他们想用的歌来播放的话，他们就可以进行一次成本/效益分析，然后支付他们认为会创造价值的歌曲，而不用支付其他他们不愿意使用的歌。

艺术家也可以再添加条件，比如，他们可以拒绝他们的歌在政治活动现场播放。此外，通过测量手段，艺术家还可以了解到他们提出的条件是否被打破，从而采取法律行为，或者提价来防止别人违背其意愿，乱用歌曲。

当然，这个解决方案也存在一定问题。主要是，虽然这个测量方案对场馆录制的音乐可行，但这只是所有使用种类中的一种，餐厅、小俱乐部的现场音乐等其他种类，都需要许可。所以，一揽子许可（也就是建模方式）可能就是实现这几类用途最有效的方法。

但是，随着技术的持续发展，比起建模，测量方案会越来越普及，甚至是在小俱乐部表演的现场音乐也能进行精确追踪。

这样一来，就可能出现真正的自由市场，而非受“同意判决书”管制的市场。

那么这种测量方案会踢掉PRO吗？也许吧。我的看法和一年前这里发布的另一篇文章类似，即“比特币没法拯救音乐产业，因为音乐产业拒绝透明化”。但是，也有可能不会。PRO，和其他公司一样，要么创新要么就等着被淘汰吧。当然，他们可以在行业变革中扮演起主导角色，然后在价值增加过程中保证其地位不倒。

当谈及区块链技术具体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时候，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一技术能够将这一测量方案发展为一个简单的数据库解决方案：

首先，区块链的分布式本质将确保数据不可改变，这样就很难进行更改/增选。

其次，它有可能实现一个更透明的使用记录，从而让歌曲使用者与创作者，不仅了解到相对精确的使用类型信息，而且根据这一信息，更有效的为使用途径定价，并在纠纷中提供证据。

第三，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功能，双方都能创建一套规定与要求，一旦这些要求都满足，那么就会以更有效的方式实时执行交易。

第四，歌曲的使用也会创造新的价值，尤其是对目前不在等式中的人来说，即表演者。目前，如果一首歌在公共场合播放了，那么只有创作者能够得到补偿，而歌曲表演者则没有（比如，如果Whitney Houston演唱的Dolly Parton作曲的《I Will Always Love You》在体育馆播放时，Dolly Parton会收到补偿，而Whitney Houston则没有）。版权所有人就可以通过合约，要求表演者与创作者都得到相应回报。

第五，可能会出现动态定价。Uber就是从抽象建模到精确测量过渡的一个案例，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供不应求时，他们就会通过测量手段，来灵活地提高价格（就是可怕的“价格暴涨”），而出租车行业主要还在采用建模手段，这个方法不会进行动态改价。音乐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们正在从一个抽象建模社会，过渡到一个精确测量的社会。我们的数据也在慢慢从无结构系统过渡到结构化系统，内容涉及可穿戴健康，到睡眠，再到生产力。很快，我们将量化我们生活中几乎所有事物，来最优化其使用效果。而音乐也将很快转换到测量方式，到那时，音乐家将能够大大控制其音乐的使用，并同时从中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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