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随经济增长而下降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随着经济发展，欧美和东亚发达国家均经历了总生育率从高位（ 5~6）下降到更替水平（ 2.1）甚至以下的过程。生育率随经济发展而下降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为关键的是： ① 女性社会地位提升，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提升，生育的机会成本提升； ②女性收入水平提升导致结婚率下降，经济发展观念改变导致离婚率提升，适孕女性群体比欧美更少； ③ 教育水平和收入的提升会促使家庭偏好素质更高的孩子，养育孩子的质量提升，数量减少； ④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养育小孩成本大幅提升。

非常有意思的是多数亚洲发达国家都对生育政策都经历控制、中立、鼓励的三个阶段。这个现象可以用经济增长三要素模型（ y=f（人口，资本，技术））解释，经济发展初期资本和技术是增长的核心瓶颈，所以需要限制人口来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资本和技术的积累，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反而成为限制经济增长的核心瓶颈，因此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

鼓励生育政策短期内效果有限，长期有正面影响。日本在 1995年开始鼓励生育， 10 年后生育率触底反弹，但由于适龄生育人口的减少总人口仍然在减少。法国从 1920s 开始鼓励生育，措施广泛（每年投入 GPD 约 4%），目前的总生育率仍能保持在更替水平左右。从 OECD 国家的样本看，鼓励生育支出占 GDP比重和生育率呈现正相关性， OECD 国家总体生育支出占 GDP比重近年来持续提升，目前约 2.1%（不含税收减免）。

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导致了生育率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过早下降、男女性别失衡等问题。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我国相似情况下，生育率高于我国，我国社会老龄化将比日本更早来临；且 90、 00 后男女比例（ 1： 1.15）失衡问题比 70、80 后（ 1： 1.03）更为严重； 此外 85、 90 后群体的生育意愿明显低于 70 后的生育意愿。

鼓励生育相关措施应尽快出台。由于适龄生育人群的减少，即使维持当前的生育率水平， 10 年后（ 2030 年）我国的新生儿数量也仅为当前的 70%，因此当前时点有必要出台鼓励生育相关政策，相关措施应围绕降低育儿成本、提供低价社会化育儿支持、促进男女育儿角色平等化等方面展开。假设中国每年支出和 OECD 国家相似比例金额用于鼓励生育，则每对育龄夫妻每年收到的直接/间接生育补贴将达到 5000 元。 假设鼓励生育效果和日本类似，生育率有所提升，那到了 2030 年，新出生人口将比生育率不变的情形下增加近 20%。

风险提示 鼓励生育相关措施对改善生育率效果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