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奠定了银行业资本管理的基石。 自巴塞尔协议Ⅰ于 1988年诞生后，几经监管与风险的猫鼠博弈，先后升级为巴塞尔协议Ⅱ（ 2004年）、巴塞尔协议Ⅲ（ 2010 年初版， 2017 年终版）， 不断夯实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地基。 终版的巴Ⅲ将于 2022 年开始实施，在资本工具合格标准、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资本底线要求等方面做出较大改进，引导未来三五年资本监管优化方向。

资本充足率是我国资本管理的核心。 2012 年基于巴Ⅲ（ 2010 年初版）制定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为我国现行的资本管理办法， 2018 年末结束过渡期。在沿用巴Ⅲ中的三大支柱（ 资本监管、监督检查、市场纪律）和标准法、内部模型法并立规则的同时，我国尤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监管对象，并在沿用一级资本充足率 8.5%国际要求的情况下， 额外提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要求 0.5pc 至 7.5%。同时我国亦随行就市，不断优化监管规则： 一是充实资本充足率的分子端，引导创新型资本工具，如优先股、可转债、永续债的发行；二是配合政策导向，优化分母端风险加权资产（ RWA） 的计量，例如下调债转股后股权的信用风险权重；三是构建识别、监管和处置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制度性安排。 后续，预计也会参照巴Ⅲ终版， 做出相应调整。

损失吸收能力(TLAC)是针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G-SIBs） 提出的额外要求，核心在于危机中金融机构能以“内部纾困”代替“外部援助”。TLAC 的监管标准包含了最低总损失吸收能力和最低杠杆率两项，并分国际通行的第一支柱和各国自主的第二支柱两层次要求，第一支柱又分两个阶段达标。 我国将面临 TLAC 考核的主要有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最早应于 2022.1.1（或 2025.1.1）前达到 TLAC/RWA 不低于 16%，杠杆率不低于 6%。 目前尚有较大融资缺口， 后续经营成本或会抬高。但伴随相关政策出台和自身盈利积累， 达标压力有限。

我国上市银行中短期普遍面临的问题，仍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偏低对信用扩张的边际约束， 尤其是考虑到后续将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附加资本要求。 通过外源权益融资的筹备时间长、审批难度大，且在估值底部时市场接受度低。即便可以依靠大股东，但鉴于银行体量庞大，该资金需求对大股东而言也是重大挑战。故虽然正在进行中的资本补充计划不少，但基本以二级资本债、优先股和可转债为主，对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较为有限。 最终，银行还需提高自身盈利能力，依托内部收益留存，夯实资本充足水平。

风险提示： 1、 资本补充计划进展缓慢，监管要求达标压力大； 2、银行经营成本抬高，削弱盈利能力。